台湾“报导文学”的风潮

　　S.A.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人们对非虚构写作的关注，下面这篇文章，可以让我们对台湾的非虚构文学发展状况有个大致的了解。

　　70年代台湾“报导文学”崛起

　　1975年7月10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推出“报导文学（大陆称报告文学）”专栏“现实的边缘”，该栏目说明指出：“我们希望透过作者亲身的体验与寻访，以及深入的挖掘与同情的理解，为您的生活、思考提出一个全新的触角和视野。”专栏共划分为域外篇、离岛篇以及本土篇，其中，本土篇获得当年广大读者的回响，乃因当时媒体从未正视过“自己的历史”。

　　尽管专栏受到注目，但“报导文学”一词其实尚未被读者乃至学术界所理解，“现实的边缘”只是被当作副刊的变体，毕竟主编高信疆出身新闻科系，不若副刊通常由文人接编，也不若文人将副刊视同消闲的载体。在高信疆的主导下，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报纸副刊不再局限于风花雪月，而成为介入社会、走进人群的重要管道。

　　当时台湾报纸因为报禁的缘故，每日限制出刊三大张，政治新闻受限于戒严时期的监控，完全没有发挥余地，要引起读者注意只能从社会新闻着手，但过于煽情血腥的社会新闻又会影响报纸的报格，如此一来，具有文化崇高地位的副刊也就肩负了背书报纸的正当性。

　　《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与《联合报》联合副刊之所以竞争激烈，原因也在此：一方面刺激销量，一方面也提升了报纸办报的正当性，使得副刊成为人人必读、编辑必争的兵家之地。故而报导文学的兴起，乃是带有实验的性质：新的做法带来新的目光，也就带来新的读者群和销量。

　　再者，当时政治情势的转变，也使得台湾文化界开始“向内看”，强调四处踏查的报导文学恰巧为人们提供了“看见台湾”的内容与方法，在媒体推波助澜下，1978年4月23日再推出“报导文学系列”专栏，也就为台湾报导文学发展带来了前所未见的风潮。

　　30年代杨逵提倡报导文学

　　但事实上，报导文学并非起于70年代，早在30年代台湾知名的左翼文学作家杨逵，即于他所创办的《台湾新文学》杂志发表《募集报告文学（报导文学）》启事，指出：“报告文学被人称为文学的轻骑队。它拥有丰富的题材及不受拘束的自由创作形式。围绕着小孩子、店员、报社记者、教职员、官员、工人、医生、律师、学者、百姓、无业者等职场人士或社会人士之有声有色的喜怒哀乐。是全新的文学的丰饶园地。”

　　其后，杨逵陆续发表《报告文学问答》《谈报告文学》《何谓报告文学》等文（以上原文皆系日文），大力提倡报告文学，指出“文学是艺术，并非雕虫小技……技巧方面的抽象思考，只会带来表现的窒碍不通。要解放这种窒碍不通的表现技巧，以及训练客观呈现的技术，报告文学是必要的文类”，换言之，杨逵乃是将报告文学当作追求真实与平实的文体，主张作者必须离开书房，经由思考与观察去把握社会的现实面，最终的目的在于达成“文学的社会化与大众化”。

　　而之所以要将文学大众化、社会化，乃是为了抵抗当时的日本殖民统治：“我们要先写我们所居住成长的这个台湾社会，绝非把自己封闭在台湾。”

　　而杨逵提倡报导文学也在于贯彻他向来所秉持的文艺大众化：经由文艺去激发大众行动，也是杨逵屡次提及的恩特斯·格罗塞（Ernst Grosse，1862-1927，德国艺术史家、社会学家）的理念：“艺术家创作的目标不仅是彻底表现自我，而且是要激发他人起而效尤”。

　　重新正视抵抗霸权的精神

　　也因此，长期以来，台湾学术界着眼于探索报导文学的文体论，根本就是偏离了报导文学的核心精神，亦即报导文学讲究的并非文体论，而是认识论：如何抵抗霸权，如何实践公民意识。

　　尽管杨逵大力提倡报导文学，却因时代条件而不幸中断，必须直至70与80年代才又见台湾报导文学的发展，不仅副刊规划发表版面，两大报文学奖的奖项设置更将报导文学推向高峰，一时间报导文学家辈出，包括林清玄、古蒙仁、陈铭磻、马以工、心岱、翁台生、蓝博洲、廖嘉展、关晓荣等皆投身其中，这些作品泰半不脱传统技艺的回顾、乡土特色的田野调查以及社会问题的探索。

　　其中，林清玄产量之丰冠众人之上，《长在手上的刀》是他的第一本报导文学作品，书中报导了大量台湾传统技艺的兴衰，而古蒙仁《黑色的部落》则开探索原住民部落风气之先，至于马以工《寻找老台湾》则是依循当年清朝郁永河来台的路线踏查台湾各地，令人惊艳台湾的今昔之比。至于翁台生《麻疯病院的世界》则大量呈现了社会问题，是对当年封闭体制的一大挑战。

　　蓝博洲、廖嘉展以及关晓荣等人算是80年代第二代报导文学家，他们与前述的作者比起来，较不致力于出版书籍，而是依赖《人间》杂志而存在，必须等到《人间》杂志停刊后，迟至90年代才纷纷出版报导文学作品。蓝博洲《幌马车之歌》阐述50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的身影，笔触动人而报道深入，廖嘉展《月亮的小孩》则展示了80年代的社会福利与青少年议题，是难能可贵的社会见证。至于擅长摄影的关晓荣结合文字，将目光投向兰屿少数民族的社会运动，完成撼动人心的《尊严与屈辱：国境边陲：兰屿·造舟》，深刻检视了兰屿所面临的传统没落、现代文明入侵等困境。

　　整体而言，70、80年代报导文学家所展现的蓬勃之姿，意味着台湾社会的变动与伏潜的社会动能，报导文学家透过踏查方式，挖掘个中议题，在媒体的搭配下，产生了传播学上的议题设定效果，亦即经由大量报道，唤起人们对议题的重视。可惜的是，到了90年代，在媒体版面缩减、文学奖取消奖项设置以及读者越来越习惯于轻薄短小的阅读取向下，台湾报导文学风光不再。

　　此次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以报导文学为创作职志的作者，恰也可以作为台湾报导文学重新思考与再出发的契机。呈如评委给予阿列克西耶维奇的赞词：“如音乐作曲般的复调叙事写作，为当代的苦难与勇气树立了一座纪念碑。”这一抵抗霸权的精神，是全世界文学人都该谨记于心的铭言，也是台湾报导文学不该或忘的核心精神，因为早在30年代杨逵即已说过：

　　“没有稳固的社会基础，就是虚假的文学。……我们不能把台湾看作是孤立的，为了解台湾的现实，大家须要了解整个的中国，整个的世界，这样来才不致犯着‘看树不看林’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