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孙子叶兆言：文化传承已经彻底不存在了

　　钱江晚报：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中国古代的文人中，你喜欢哪个文人？

　　叶兆言：杜甫这样的文人，还有五柳先生陶渊明。像五柳先生那样，自得其乐，苟延残喘地站在文坛，是一种理想状态，我觉得挺好的。

　　钱江晚报：你的爷爷是文化名人叶圣陶，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伯父叶至善、姑姑叶至美也都是文坛中人，你也是作家，现在连你女儿叶子也是文学博士，作家，这让我们感觉中国文化的某种传承，在您的家庭就是一个缩影？

　　叶兆言：实际上即便是在我的家庭，看起来是四代文人的家庭，所谓的文化传承这个东西也已经不存在。中国文化意义上的传承，在五四时期就断了，到了“文革”，差不多就断彻底了。

　　钱江晚报：叶兆言和叶圣陶，没什么共同点吗？

　　叶兆言：如果说我们一家几代人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都不赞成后代当文人，但是偏偏都成了文人。可能这也有“文革”阴影的因素吧，家人觉得干文的结局会不好，连鲁迅也反对过，觉得搞文的会一事无成，做人也不踏实，变成一个没用的人。我父辈都是反对“空头文学家”的。我做工人那会儿，整个家庭都很开心。那时的文化人发自内心地觉得文化人无用，当工人更有用。那个时代，父辈们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反对”。

　　钱江晚报：您一直以来写作，有没有考虑过一个作家的担当问题？

　　叶兆言：我从来没认真考虑过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往往会托大，会自以为是。作为一个作家，我想的就是把活儿做好，把书写好，要敬畏本职。小说是时间和虚构的艺术，各门艺术有各门艺术的标准，诗要言志，文要载道，小说就应该把故事说好，而说好故事就是把握好时间和虚构。我一直觉得一个作家的担当不是最重要，不是文学需要我，而是我需要文学。我更多认为是我需要文学，需要写作，没有更多想时代需不需要我写作。因此，我这个人也许特别无聊，除了写作，就是写作。

　　钱江晚报：如果担当不重要，那么什么是一个好作家最需要的？

　　叶兆言：独特的视角和观点，文学要给大家提供不一样的东西；文学展示的是冰山浮在海面上的一角，但同时也要让大家感到海面下隐藏着更多的东西；文学的归文学，意识形态的归意识形态，好作家大于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