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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主编:《康熙字典》错误达两万条

时间:2014年09月15日 14:41 来源:济南日报 字号:       转发 打印

  最近有两则新闻与《康熙字典》有关。2013年8月,一档汉字书写比赛节目《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登陆央视。因形式新颖,又邀众多语言文字专家担任裁判和解说,因此号称“正掀起一股全民汉字文化热潮”,这股热潮一直持续到如今。但随着节目的进行,相关质疑也随之而来,例如有专家认为该比赛设置生僻字太多,有些甚至连专家都喊难。更有学校为了参加比赛,竟让学生背《康熙字典》迎战。与此同时,另一则消息则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常年保持年销售量6000册,但《现代汉语词典》主编韩敬体提醒读者说,《康熙字典》的错误有两万条之多,过度追捧《康熙字典》,显示出人们对古文字的盲目崇拜和盲目跟风。《康熙字典》在现代还有何意义?对于古文字,人们应该持什么态度?近日,记者采访了古汉语研究专家、山东大学教授吉发涵先生。

  《康熙字典》是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辞书;发现错误纠正错误得皇帝批准

  《康熙字典》是皇帝下令,集朝廷之力编写的一部字典。当时聚集了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张玉书、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等30多位学者,历时六年编纂完成。吉发涵介绍,《康熙字典》是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辞书。“‘典’字在古代不可乱用,是指可以作为标准的书籍。”而《康熙字典》是奉皇帝圣旨编纂,其规制超过了自《说文解字》诞生以来1000余年以来的字书。《康熙字典》出版发行以后,成为当时最权威的字书,被赶考学子奉为圭臬,其字形、字音、字义成为标准。但在使用的过程中,人们也逐渐发现《康熙字典》存在不少错误。“但由于是根据皇帝旨意编写,因此要发现错误纠正错误还得皇帝批准。”

  《康熙字典》成书100多年后的道光年间,乾嘉学派学者王引之奉旨勘订《康熙字典》讹误,撰成《字典考证》,共纠正其错误2000余条。近代日本学者渡部温重新校订《康熙字典》,共发现4000余条错误,“其中大部分和王引之的发现重复”。

  之前网上有专家给《康熙字典》挑出2万余条错误,吉发涵坦言,因为对错误的定义不同,可能最后归纳的数量会有不同。《康熙字典》的错误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引文错误。“《康熙字典》的一大优点是每字每义下基本都有引文,其中大部分更是引自权威性书籍的最初出处。”引文中就出现了书目或篇名错误、断句错误等。二是释义错误。汉字隶变之后,已经不再是甲骨文的形体面貌,偏旁部首及字体结构发生变化,作为没见过甲骨文的张玉书、陈廷敬等人,有些字义难免解释有误。三是注音错误。《康熙字典》的注音系统有其自身优点,“采用了反切法,其字音先引《广韵》,再引《集韵》等其他注音的书籍,随后采用直音法,用同音字标注。”吉发涵介绍,直音法给不会用切音法的人提供了方便,但有时其直音字更复杂,更不好认。“因为编纂图书的学者来自不同地方,有时《康熙字典》中还出现了把方音当成标准音的现象。”四是字形错误,可能是由于印刷等原因造成。

  吉发涵表示,《康熙字典》集30多位学者之力,是集体创作的成果,而学者之间难免水平参差不齐;而且6年的时间编纂一本收录了4.7万余字的字典,速度不可谓不快,有所漏洞也在意料之中。

  不仅在中国,在整个汉文化圈,《康熙字典》自诞生以来,就成为最权威、影响最大的字书;在平时工作、生活中,《康熙字典》并不是首选

  对于吉发涵等研究古代汉语的学者来说,《康熙字典》是案头必备的工具书。是阅读古籍、整理古文献、从事古文化研究的“我昨天还用了《康熙字典》呢。”吉发涵介绍,本学期他将为山东大学的学子们讲解楚辞,第一节课《离骚》中有一句“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粻”,其中“爢”字非常少见,“这种情况首先想到的就是查《康熙字典》,如果没有再查别的字书。”

  不仅在中国,在整个汉文化圈,从《康熙字典》诞生以来,就成为最权威、影响最大的字书,要想学汉字、研究汉学,《康熙字典》是必不可少的。

  但吉发涵同时建议,在平时工作、生活中,《康熙字典》并不是首选,“现在很多工具书都比《康熙字典》方便,更准确。”

  虽然有前人给《康熙字典》挑出不少错误,但现在很多版本仍旧延续原版,没有做出改正,只是在排版、检索等方面更适合现代人阅读。“也有版本附上了王引之的勘误。”近年来出版的《汉语大字典》等字书,体例更严格,收录汉字更多,其中的错误也更少,但《康熙字典》仍旧有其市场。“主要是《康熙字典》使用方便,不像《汉语大字典》等书籍,动辄好几本;第二相对来说《康熙字典》也更便宜。”

  汉字是最有系统性、最理性的一种文字;不光是从事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的人需要掌握繁体字,普通人也应该认识繁体字

  从去年河南卫视播出的《汉字英雄》,到央视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到河北卫视的《中华好诗词》,再到今年央视的《中国成语大会》,这些都引起人们的关注,掀起一股“汉字热”。“从甲骨文、小篆、隶书到楷书,汉字的发展一脉相承。”吉发涵教授解释,汉字是最有系统性、最理性的一种文字,体现在偏旁与其字形字义的联系上。以前,一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就提出了简化汉字乃至废除汉字、改行拉丁化文字的主张,比如大家熟悉的胡适、鲁迅、钱玄同、瞿秋白等人,鲁迅更是提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文化普及,正式推行汉字简化的政策。“要想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不能越过繁体字。我同意任继愈先生提出的‘用简识繁’的主张。”

  吉发涵认为,不光是从事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的人需要掌握繁体字,普通人也应该认识繁体字。

  吉发涵教授解释,简化后的汉字,一些偏旁部首都进行了简化归并,失去了其表意的作用。“《说文解字》共有540个部首,到了《康熙字典》是214个部首,而在《汉语大字典》中剩下200个部首。”部首的合并也带来一些问题,“如‘对’、‘双’、‘难’都是‘又’字旁,其实这三者毫无关系。”吉发涵举例,繁体字“双”写作“雙”,“就是一只手抓住了两只鸟,多么形象。”还有一些与古汉字发生歧义,闹出一些误解。太后被写作“太後”,殊不知“後”只用于前後一义;“十裏”的“裏”也只用于里外之义。钱锺书经常被写作“钱钟书”,而“锺”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量器;钟的繁体为鐘。特别是一些姓氏,如肖和萧,不少人将萧简化为肖,其实两个姓氏其起源是不同的。

  任继愈先生建议,在编写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中,遇到简体与繁体发生歧义的字时,简化字旁用括弧注出该繁体字,老师不专门讲解,也不列入学生考核范围。“我认为这样很好,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受到熏陶。” □本报记者陈炜敏

[责任编辑:杨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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