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词典》主编：《康熙字典》错误达两万条

　　最近有两则新闻与《康熙字典》有关。2013年8月，一档汉字书写比赛节目《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登陆央视。因形式新颖，又邀众多语言文字专家担任裁判和解说，因此号称“正掀起一股全民汉字文化热潮”，这股热潮一直持续到如今。但随着节目的进行，相关质疑也随之而来，例如有专家认为该比赛设置生僻字太多，有些甚至连专家都喊难。更有学校为了参加比赛，竟让学生背《康熙字典》迎战。与此同时，另一则消息则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常年保持年销售量6000册，但《现代汉语词典》主编韩敬体提醒读者说，《康熙字典》的错误有两万条之多，过度追捧《康熙字典》，显示出人们对古文字的盲目崇拜和盲目跟风。《康熙字典》在现代还有何意义？对于古文字，人们应该持什么态度？近日，记者采访了古汉语研究专家、山东大学教授吉发涵先生。

　　《康熙字典》是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辞书；发现错误纠正错误得皇帝批准

　　《康熙字典》是皇帝下令，集朝廷之力编写的一部字典。当时聚集了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张玉书、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等30多位学者，历时六年编纂完成。吉发涵介绍，《康熙字典》是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辞书。“‘典’字在古代不可乱用，是指可以作为标准的书籍。”而《康熙字典》是奉皇帝圣旨编纂，其规制超过了自《说文解字》诞生以来1000余年以来的字书。《康熙字典》出版发行以后，成为当时最权威的字书，被赶考学子奉为圭臬，其字形、字音、字义成为标准。但在使用的过程中，人们也逐渐发现《康熙字典》存在不少错误。“但由于是根据皇帝旨意编写，因此要发现错误纠正错误还得皇帝批准。”

　　《康熙字典》成书100多年后的道光年间，乾嘉学派学者王引之奉旨勘订《康熙字典》讹误，撰成《字典考证》，共纠正其错误2000余条。近代日本学者渡部温重新校订《康熙字典》，共发现4000余条错误，“其中大部分和王引之的发现重复”。

　　之前网上有专家给《康熙字典》挑出2万余条错误，吉发涵坦言，因为对错误的定义不同，可能最后归纳的数量会有不同。《康熙字典》的错误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引文错误。“《康熙字典》的一大优点是每字每义下基本都有引文，其中大部分更是引自权威性书籍的最初出处。”引文中就出现了书目或篇名错误、断句错误等。二是释义错误。汉字隶变之后，已经不再是甲骨文的形体面貌，偏旁部首及字体结构发生变化，作为没见过甲骨文的张玉书、陈廷敬等人，有些字义难免解释有误。三是注音错误。《康熙字典》的注音系统有其自身优点，“采用了反切法，其字音先引《广韵》，再引《集韵》等其他注音的书籍，随后采用直音法，用同音字标注。”吉发涵介绍，直音法给不会用切音法的人提供了方便，但有时其直音字更复杂，更不好认。“因为编纂图书的学者来自不同地方，有时《康熙字典》中还出现了把方音当成标准音的现象。”四是字形错误，可能是由于印刷等原因造成。

　　吉发涵表示，《康熙字典》集30多位学者之力，是集体创作的成果，而学者之间难免水平参差不齐；而且6年的时间编纂一本收录了4.7万余字的字典，速度不可谓不快，有所漏洞也在意料之中。

　　不仅在中国，在整个汉文化圈，《康熙字典》自诞生以来，就成为最权威、影响最大的字书；在平时工作、生活中，《康熙字典》并不是首选

　　对于吉发涵等研究古代汉语的学者来说，《康熙字典》是案头必备的工具书。是阅读古籍、整理古文献、从事古文化研究的“我昨天还用了《康熙字典》呢。”吉发涵介绍，本学期他将为山东大学的学子们讲解楚辞，第一节课《离骚》中有一句“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粻”，其中“爢”字非常少见，“这种情况首先想到的就是查《康熙字典》，如果没有再查别的字书。”

　　不仅在中国，在整个汉文化圈，从《康熙字典》诞生以来，就成为最权威、影响最大的字书，要想学汉字、研究汉学，《康熙字典》是必不可少的。

　　但吉发涵同时建议，在平时工作、生活中，《康熙字典》并不是首选，“现在很多工具书都比《康熙字典》方便，更准确。”

　　虽然有前人给《康熙字典》挑出不少错误，但现在很多版本仍旧延续原版，没有做出改正，只是在排版、检索等方面更适合现代人阅读。“也有版本附上了王引之的勘误。”近年来出版的《汉语大字典》等字书，体例更严格，收录汉字更多，其中的错误也更少，但《康熙字典》仍旧有其市场。“主要是《康熙字典》使用方便，不像《汉语大字典》等书籍，动辄好几本；第二相对来说《康熙字典》也更便宜。”

　　汉字是最有系统性、最理性的一种文字；不光是从事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的人需要掌握繁体字，普通人也应该认识繁体字

　　从去年河南卫视播出的《汉字英雄》，到央视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到河北卫视的《中华好诗词》，再到今年央视的《中国成语大会》，这些都引起人们的关注，掀起一股“汉字热”。“从甲骨文、小篆、隶书到楷书，汉字的发展一脉相承。”吉发涵教授解释，汉字是最有系统性、最理性的一种文字，体现在偏旁与其字形字义的联系上。以前，一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就提出了简化汉字乃至废除汉字、改行拉丁化文字的主张，比如大家熟悉的胡适、鲁迅、钱玄同、瞿秋白等人，鲁迅更是提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文化普及，正式推行汉字简化的政策。“要想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不能越过繁体字。我同意任继愈先生提出的‘用简识繁’的主张。”

　　吉发涵认为，不光是从事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的人需要掌握繁体字，普通人也应该认识繁体字。

　　吉发涵教授解释，简化后的汉字，一些偏旁部首都进行了简化归并，失去了其表意的作用。“《说文解字》共有540个部首，到了《康熙字典》是214个部首，而在《汉语大字典》中剩下200个部首。”部首的合并也带来一些问题，“如‘对’、‘双’、‘难’都是‘又’字旁，其实这三者毫无关系。”吉发涵举例，繁体字“双”写作“雙”，“就是一只手抓住了两只鸟，多么形象。”还有一些与古汉字发生歧义，闹出一些误解。太后被写作“太後”，殊不知“後”只用于前後一义；“十裏”的“裏”也只用于里外之义。钱锺书经常被写作“钱钟书”，而“锺”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量器；钟的繁体为鐘。特别是一些姓氏，如肖和萧，不少人将萧简化为肖，其实两个姓氏其起源是不同的。

　　任继愈先生建议，在编写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中，遇到简体与繁体发生歧义的字时，简化字旁用括弧注出该繁体字，老师不专门讲解，也不列入学生考核范围。“我认为这样很好，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受到熏陶。” □本报记者陈炜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