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写百首“环保诗” 控诉破坏环境行为

　　自1928年重九出生于南京，到1948年转港赴台，余光中在大陆生活了足足21年。

　　【导读】自1928年重九出生于南京，到1948年转港赴台，余光中在大陆生活了足足21年。对于自己究竟是哪里人，诗人这样解释，“我是广义的江南人，是常州人，南京人，厦门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最近20年，我不断通过诗，来提醒我的读者环保有多么重要，我甚至在诗里控诉破坏环境的行为。”

　　幼时江南“蛮田园风味的” 我是广义的江南人，是常州人、南京人，是厦门人，也是川娃儿、五陵少年。这多半和家族、历史渊源有关。

　　因为父亲是泉州永春人，母亲和妻子都是常州人，而我自己生在南京，直到9岁都生活在这个城市。中间也和父母回过泉州。所以，这些地方都可以说是我的故乡。

　　离开大陆的最后的一年是在厦门。厦门地处闽南，和江南的南京、常州相当不同。但这三个地方文风极盛，尤其是闽南，闽南的乡音，跟古诗古文比较近，亲近古人。我现在口音混杂，只能说是普通话。小时候普通话带江南口音，现在的普通 话会标准一些，但还是有乡音在里头。

　　小时候住在南京，因为父亲的工作在南京。印象中，那时江南一带，虽然像无锡都有工业了，但一般来讲还是蛮田园风味的，比如很多人养蚕、喜欢放风筝，这些都还是保存了古风的。母亲那边的亲戚是大户人家，有好多房住在一起，当然不是如红楼梦那样高官显贵，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中产阶级，住在里头亲戚有书法家，有教员，也有企业家。

　　“回乡了还是惆怅”

　　1992年，我回到大陆。那可不是我小时候认识的故乡，当时我应邀去了北京。虽然算是回大陆了，但是我小时候没有去过的北方。

　　我所知道的北京是有胡同的，倒不是王侯卿相的贵族社会，而是民国初年文人所描写的胡同。结果我回去，旧的很旧，像故宫；新的就像外国的公司、合资的大楼。但胡同呢，却渐渐消失了。

　　这些地方不少都被拆迁了。去年我去北大，人家带我去看梁启超的故居，已经没有当年的规格了，里面住了好几十户人家。

　　真正回到故乡南京，是在2000年，当时我回到母校南京大学，感慨万千，最深的记忆就是小时候桂花的香味，那时江南的人家庭院都有一棵桂树，或者有很多桂树，桂花落得满地，而这些感觉在台湾是没有的。

　　不回乡是惆怅，回乡了还是惆怅。就像小时候在漕桥的院子里捉迷藏，小伙伴们有的躲到了水缸后面，有的躲进了竹林，等我睁开眼，他们却是真的不见了。等我真的再回来找，物是人非，他们中许多已不在人世了。

　　有一点让我很是失望，长江和其支流污染严重，或缺水，或断流，再比方说，洞庭湖、鄱阳湖严重地缩小，诸如此类。这些好像只能到唐诗里去寻找了。

　　建筑物后来就是越来越西化了，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现在连一个小小的县城都有很高的楼。以前的房子，像苏州常州是一进、二进、三进的民居，现在渐渐看不到了。

　　抗战时期，我在上海度过一学期简短的小学生活，是在法租界上的“醒华小学”。租借的学校非常西方风味，从那时候我开始学英文，现在这个小学不晓得到哪里去了，我印象中学校靠近霞飞路(现淮海中路)。我还保存着当时的一个成绩单。后面到上海的时候没有特别去找，去上海演讲、座谈，通常不得闲，没有特别去旧地重游。

　　“我爱画地图”

　　写作《乡愁》这首诗时，大陆正值“文革”时期，约在1971年，那时台湾和大陆没有任何交流的可能。随着流失的日子愈多，我的怀乡之情便日重，在离开大陆20年的时候，我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一挥而就，用了20分钟写了《乡愁》。

　　我爱画地图，也常借地图来表现乡愁。我常常展示一幅1948年从大陆带去台湾的残缺的地图，就像凝视亡母的旧照片一般。

　　现在，我仍然保持着画地图的习惯。妻子在美术馆做义工导览，需要用地图来告诉观众，某位画家这一生到过哪些重要的地方，所以我就帮妻子画地图来引导观众。

　　数十年来，我收集了不少地图，包括上述带去台湾的那份残缺老地图，我现在仍然还保留着。后来打开老地图，我发现当年四川一条客运铁路都没有，只有运煤的轨道。

　　在1992年之后的22年里，我回大陆约有五六十次，去年一年到大陆就有五六次。

　　所以，这些年我就不写乡愁了，而是写还乡，比如说我回南京，回厦门，我最近的一本散文集叫《青铜一梦》，里面写我去山东、大连、黄山、温州雁荡山，这类在大陆各地的游记也越来越多。

　　写了百首“环保诗”

　　最近20年，我不断通过诗，来提醒我的读者环保有多么重要，我甚至在诗里控诉破坏环境的行为，我也为很多国家公园写了诗，还被翻译成英文、日文，也有一些写的是我生活了近30年的高雄。这类“环保诗”我写了100首左右，散编在我的一些诗选里面。

　　我写作“环保诗”的背景，是1980年代的台湾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当时台湾的当政者蒋经国启用不少技术官僚，在把台湾社会经济发展推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然而，与经济高速发展不匹配的，是台湾人对环境的破坏。当时，许多森林被砍伐用来种植槟榔、建造商业区，工业污染物侵入农田，导致稻米镉元素超标，不堪食用，饮水也不再洁净。一些台湾的学者直言，台湾在生态上的损害，已经到了难以挽救的边缘，再多损害一分，台湾生态将会全然崩溃。

　　这就是没有先见的社会，工业是发展了，可是后工业带来的后遗症，没有先见，没有预算，也抢救不来。有的时候是官商勾结，小老百姓也无可奈何，这个跟政治的背景也有关系。台湾虽然是相当“民主”，在选举、在言论自由，可真正危害环境的大商人，都有政府在后面纵容他们，这个是需要谴责但又无力去改正的。因为人民自己的警觉也不够。

　　台湾的环境在小的区域内可以保存得不错，譬如像台湾有很多地方的“国家公园”，管理上是相当严格的，不准在里面搞任何污染的东西，绝对不可以设厂。有一个大陆游客经常去观光的地方叫太鲁阁，就管得很严，这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可是一些地方有很多“山老鼠”(山贼)，偷偷砍伐破坏森林，唯利是图，一卡车一卡车地把沙石运到城里来，和着水泥来盖房子，这类现象在台湾都还是存在的。

　　台湾最近有一部热门的纪录片叫做《看见台湾》，是摄影家齐柏林航拍的，到电影上线播放的时候，民众们才发现台湾的污染、森林破坏是这样严重，这部电影引起民众的警觉和反思，政府当然也就被迫跟进处理。 大陆著名的环保专家梁从诫曾造访台湾，我们之间有一次座谈，对彼此的事业进行声援。梁从诫就是梁启超的孙子、梁思成的儿子，他在环保上的作为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环保是全球性的议题，比如空气的污染、森林砍伐、濒临灭绝的鸟类、动物的杀害，对于过境的候鸟的保护。媒体报道大陆人吃熊胆的新闻后，也引发不少台湾人的关注，一些台湾的有心人，听到婚礼宴席上有鱼翅这道菜，就通过拒绝参加婚礼来抗议。

　　台湾在垃圾分类上做得比较成功。民众普遍遵从政府的规定，按照不同的箱子来丢弃垃圾。这成为了马英九的一大政绩。

　　仍然开车去授课

　　我开车已经有40年了，在美国和加拿大我都开过车。这些年台湾的空气质量也并不那么好，特别是像台北这样地处盆地的地区。

　　我早已正式退休，但因为学校还需要我，欢迎我留下来，所以我仍然在授课，教书至今已近30年了。

　　我现在仍然开车去台湾中山大学授课，这一点在大陆是做不到的，现在台湾的交通部门也已经开始考虑逐步取消我们这个年纪人的驾照了。

　　从高雄家中驱车去学校，大约有10公里的路程，需要40分钟。虽然台湾的交通秩序不错，但一方面由于红绿灯不少，另外因为机车太多，路上耗费的时间很长。近些年，台湾的一些有心人也开始驾驶电动车，但并不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