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台湾社区大学 理解知识解放与公民社会

　　“知识解放与公民社会”，是台湾学者黄武雄当年提出办社区大学时赋予的核心目标，也是我到旗美社大第一天就听到的，通过亲身的体验与观察，才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

　　社区大学与知识解放

　　社区大学所谓的“知识解放”，有两层含义：

　　其一，它打破了传统的知识获取门槛。社区大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对任何希望学习的成人开放，没有门槛，不论你的年纪和基础。旗美社大所在的旗美九区(相当于大陆的9个乡镇)是山地农村，它强调“送课上门”，其教室分布在九区的不同位置，学员们不用离开本地就能上课。

　　台湾社区大学的学生证，可以享受学生优惠。一位老太太在某次旅行时就用它享受到了学生待遇。由此可见台湾社会对社区大学是认可的。

　　其二，传统的知识学习过程在课堂，以讲授为主，而且知识都掌握在少数精英群体手中。而社区大学则强调，那些农人的身体里，蕴藏着非常丰富的知识，比如对天气的判断、对作物的辨识等等。因而旗美社大一直“向农村学习，在农村学习”。他们在本地发掘和培养在地的农人、手艺人成为老师，也强调体验的学习方式，大多数课程都有室外的学习。比如咖啡社团的老师会带大家去山里看种植的咖啡豆，英语课可以在香蕉处理厂上。

　　社区大学与公民社会

　　旗美社大流传一句话：肚皮舞里也有公民社会。我开始不理解，后来发现它的肚皮舞班并不仅仅是健身课程。老师会安排老学员带新学员，会了解学员除了学会肚皮舞以外，是否增加了自信。当发现有许多新移民参与课程时，工作人员就会讨论如何在课程里带入新移民的议题。工作人员也关注那位兼职的肚皮舞老师：她为什么愿意承担这项工作，她怎么看待社大，她是如何从这个过程中找到自信的……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公民培力(empowerment)的过程，与纯粹商业的肚皮舞健身俱乐部完全不一样。

　　社大如何做公民培力，不能不说老爹。他今年66岁，做过农民、卖过包子、当过保险公司经理，退休以后回到美浓种地。十二年前，因为想学种健康蔬菜在社大报了一个有机蔬果班，后来老有朋友来美浓玩，于是又报了一个美浓解说班。当时政府欲启动高屏大湖的工程，老爹原想借机建套民宿赚上一笔。但他在社大听了一堂讲座，地球公民基金会的李根政告诉大家，这个工程会给当地社区带来很多问题。老爹将信将疑，要了一些资料回去，仔细研究后认为李根政说的有道理。于是他请了李根政去村里开说明会，并跟着他一起拜访周围的几个村子。

　　在此之前，老爹是一个在电视里看见别人上街头就要转台的人。可是关于高屏大湖工程的问题，李根政告诉他，必须要有当地居民去跟政府陈情才能改变。于是，老爹第一次与大家一起去政府门口抗议，后来还做了反人工湖自救会的总干事。经过他们近十年的努力，这个工程终于被撤销了。

　　老爹越来越关注社区的各种公共事务。譬如一家癌症医疗基金会打算在村子旁建癌症医院的事以及一个水井复抽的工程。他深受当年解说课老师的影响，对客家文化(当地的主要文化)的传承也有一种深深的使命感。

　　以上便是老爹从一个普通的个体，发展成一个公民的简单的过程。

　　旗美社大培养公民的努力还体现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他们的“问题意识”和在地组织的陪伴与在地网络的发展。社大很强调“问题意识”，对周遭的公共议题非常敏感，可以从不同的课堂里看到各种议题，比如近几年一直在推进的反核的议题，以及对农村再生条例的反省、对可持续生活的探讨等等。社大也会根据需要专门开设像“低碳绿生活”这种跟大家生活相关的免费课程。

　　在这个小小的农村，竟然有人如此关注区内的公共交通、关心农药滥用等问题，让我非常惊讶。

　　社区大学与在地网络

　　旗美社大有57门课程、7个自主性社团、50多位老师、800多学员，分布在旗美九区。而加上主任，一共只有七名全职工作人员，另有一位实习生和两名兼职。我最初很惊讶这几个人怎么能处理得了如此多的事情。后来发现，社大的价值正在于：即使有一天旗美社大消失了，但他们发展出来的事情，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在旗美社大的两个月里，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在所有的事情里面，都能感受到那些学员和社区才是主角，而社大只是舞台。社大至少设置了四种不同的角色给热心参与的当地人，并赋予他们一些权责，再通过四种不同的会议机制，与大家分享责任、共享信息。每年社大还会通过成果展和忘年会等形式，邀请大家分享和庆祝一年的成果。

　　社大很注重本地组织的陪伴与培力。它会跟不同的本地组织合作，在组织之间串联和整合资源，比如和美浓爱乡协进会合作搞农村愿景会议、跟甲仙爱乡协会拍纪录片、与润惠有机农场合作办论坛，还会协助一些社区组织申请经费等等。我参加一个本地社区组织的分享时，听到她们提到频率最高的词是“陪伴”。社大的陪伴对她们来说，是意义最为重大的支持。

　　本地力量能够发展，是因为旗美社大真的把舞台交给了当地人，跟他们一起挖掘社区的资源，比如拜访社区能人等。有一次听社区组织做分享，谈及本地社区所拥有的资源，他们还列举了该地区的农田、景观、文化资源、社会团体以及人力资源，比如一位会竹子鼓的大姐。

　　我印象最深刻的关于本地化发展的例子，是旗美社大的邻居兼伙伴——屏东绿元气产业协会。这个组织原有十多个员工，现在只有两个全职。员工虽然少了，可是事情一直在继续，只不过原来是员工做的事情，现在由社区的人做了。这提醒我，公益组织自身的发展壮大从来都不是最终目标，我们的目标，应该是社会的变化和社会中人的改变。就像推广有机棉的冶绿的创始人说的，“冶绿的存在是为了消灭冶绿”。

　　旗美社大以课程为载体，连接了非常多的人和团体，也通过这个平台，让一些有意愿发展自己，贡献社区的人走到一起。在发掘和连接在地力量上，它让我看到了一个现实的可能性。(杨国琼)